真正复合型人才要求先有一个非法学的本科教育的知识体系，然后再去学法律。

现代社会主义之所以是人们所向往的社会，根源在于人性既有个体性又有社会性，是个体性和社会性的二元一体。逐步以治世的科学取代民情的经验，以对民主的真实利益的认识取代其盲目的本能。

[19] 详细论述参见柯华庆、刘荣：《论立宪党导民主制》第一章制度方法论，载《战略与管理》2015年第7期。福山本是经验主义者，其之所以得出历史终结论是基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民主化浪潮，现在又在历史并未终结的事实面前以所谓大历史的视野来展望未来，我们期待未来的检验。宪法必须被信仰，否则我们永远没有法治。在宪法层面上，将公民没有让渡的权利作为消极自由权利进行强有力的保护，同时将让渡的权利交给政府去实现积极自由权利。构建统一的立宪党导国体制是走向现代文明政治的必然选择。

如果公民将所有权利都赋予给了政府，而政府按照寡头政治运行，那么就可能会产生少数人的暴政。党导民主制是一个先进党领导下的民主体制，简称为党导民主制。所以高校的核心课程的设置，核心课程的变化，法学教育改革的重大事项，包括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等都由我们三个人主导。

这句话再往前延伸一下，实际上就是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个大平台上来。第一大阶段可以分为两个小阶段。我觉得中国的社会太需要法律人才了，即使不从事法律工作，也会掌握基本的法律知识、养成法律观念、形成法律思维这可能与法学的历史地位有关，因为法学是最早成熟的学科，而且它曾经被归于社会科学。

我任IVR执委时，同时也是法哲学与社会哲学大会的中国主席。世界上大的法理学者，无一不与部门法的研究结合紧密，研究得比较成功的都是法理学与部门法相结合出身的。

在西方，社会学里有很多流派，有芝加哥学派等。但是大部分人已经养成了研究的习惯，因此一流大学基本都不考核。第一个阶段是法治艰难破冰时期，也叫法律虚无主义时期。我们这一百多年的法学，最初的源头是受日本的影响，再后来像庞德进入到中国，成为中国政府的立法委员，我们开始受英美的影响。

并不是说你在社会科学方面有多高多惊人的造诣，就能够替代你对法学的理解，这是替代不了的。经济学，有维也纳学派等。自由的第三个层次是行动自由。之后我们三个人就做了中国法理学研究会的副会长，同门三师兄弟都在法理学研究会，因此就从吉大的三剑客变成了中国法理学三剑客。

张文显：第一次正式提出社科法学的概念是在2000年11月2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中外法学杂志、北京大学司法研究中心等单位在北京发起召开了法学研究范式转换研讨会，我也是研讨会的策划人和参与者之一，但吉林大学不是发起单位。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也就是中国恢复法学教育40周年，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点。

但法教义学二十年前是不存在的。制定一部伟大的民法典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而这些前提条件在我国都尚处于形成之中，几个条件都跟法理学未来的命运紧密相关：第一，民法代表了现代文明的共同价值观念，平等、契约自由以及对权利的尊重、私权的神圣性，它代表了现代文明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念，这些基本价值是不分政治体制的，是现代文明的核心。

所以他们就把法律和那些知识结合。但单纯的人无论左中右，只要单纯就容易在他确定的路上走得更远。在马克思经典著作里边，这个篇章可能对我们影响是最大的。现阶段需要我们做的事情是把法治的基本公理和中国特色的实践相结合。近期有三篇文章重提了这场争论，但是整个思考问题的层次与深度仍停留在那个年代，我认为没有什么新内容值得关注。刚才成良说到法理学的启蒙作用，他认为，启蒙的问题都解决了，法理学的作用就不显著了，我不同意这种看法。

唯一的手段就是要求各个法学院提高教学质量。在面向21世纪核心课程教材《法理学》的编写过程中，我带着教材大纲向沈宗灵先生请教，沈老师看到提纲之后表示认可。

郑成良：然后从1966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是第二小阶段。后来我们三人分别在学术上有所成长，研究的思想深度、领域范围、问题的前沿性更为明显。

这个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在私法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公法领域主要表现为权力和权利的关系，是power和right.可以说power来源于权利、服务于权利、服从于权利，还要加上一句话，受制于权利。郑成良：小徐，你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当时的心理状态，我可以具体回答一下。

要比较就必须有雄厚的积累，不知彼此，何来比较？怀疑是创新的逻辑起点。那时候老一代法学家需要物色一个年轻人接班，文显当时是最佳人选。我在会上先讲了研究范式，我说我们这次会议是研究范式的转换，我们必须明确什么是研究范式。第三项是加快建设法治政府。

正是在此意义上，凯尔森认为，正义就是一种学术自由。在会议上没人提出异议，都认为法学基本范畴需要重新思考，权利义务是核心范畴，讨论很深入。

第三，确立了法理学，特别是中国特色法理学的话语体系，告别了西方法哲学、法理学的话语体系。罗马法学的复兴实际上就是权利法学的复兴。

特别是1988年我和成良提出权利本位学说，1990年后显明提出人权理论研究，这些都是当时研究最前沿的、最敏感的问题，大家的关注度就更高了。在中国，治国理政的根本是管党治党，党法关系处理好了，法治就有希望，党法关系处理不好，法治又要徘徊。

因而大家就开始思考，就像显明说我们寝室的同学一回来就开始对问题进行辩论、讨论，当时整个民族就是那种状态，大家都在思索到底中华民族该往哪里走。全面依法治国现在是确立了几个核心任务。这是十八大以来法治建设的重中之重。学术评价体系的扭曲导致一些人、尤其是有的中青年新锐作者过分注重学术GDP，急功近利。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您们会不会觉得有什么风险？您们有没有顾虑？ 徐显明：在刚刚恢复高考的时候，你说的这点是对的，当时经济学、法学并不是显学，最优秀的学生是要报文史的，只有少部分人选择了社会科学。天赋人权的观念我们绕不过去，一定要接受，离开了天赋人权我们就没有人权观念，因为人权在我看来就是人应当享有的权利。

社科法学在这个意义上，有它的合理性。对于一个博士生，我们不知道他的学术能力与学术规范如何，我们这时候要求他的导师写一个500字左右的客观评价附在论文后面和论文一并刊发出来，并且附导师手写签名。

幸福首先要保持理智的清醒，内心又很宁静，就会觉得很幸福。然后在这基础上评出一流大学，就是说除了建设一流学科，学校有可能冲刺世界一流大学。